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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数不多还在作业的车间
每当印政府文件时，印刷厂里的人都要签保密协议。站岗巡逻的警察遍布厂区的各个角落，要上厕所的工人们进出车间，脖子上一律挂着小牌作为标识。而在印刷结束后，印版直接销毁，印废的纸也要全部处理，一张都不能留。
好工作
周新琴依然清楚地记得，三十二年前来到厂子里时的情景。两三辆叉车装着成捆的书纸在偌大的车间里穿梭，纸摞撞击案板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油墨的味道混合在空气中，让新来的周新琴下意识吸了一口气。
那时的周新琴刚读完初中，正赶上印刷厂对外大规模招工，她也想试试。周新琴的母亲就在印刷厂工作，连她也说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。“这么多年，这样的集体招工还是第一次。”
那年月，这家印刷厂是当地印刷行业中唯一的国营企业，源源不断的订单带来的效益让每一个车间热火朝天。即使普通工人，每个月工资也有42块钱，和市里的其他国营工厂差不多。因为订单多，很多人都早出晚归，加班费也不少，有时候一个人最多能拿到快60块钱。
不少人因此对这份工作眼红。“当时我们这里的军分区部队有个师长和参谋长，那官在当地算大吧？人家老婆照样在印刷厂上班。” 周新琴的母亲说，“不过那时候的印刷厂一般不招人，不是开后门找关系真进不来。”
但当时已经是车间主任的母亲有些矛盾，她并不想让女儿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，即使内部员工子弟可以优先进厂。“效益是好，但也确实辛苦。”
那时，改革开放的浪潮正搅动着南方大地，遍地都是一夜暴富的神话，南下的列车总是挤满了人。周新琴的弟弟也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绿皮车，去“到处是黄金的地方”寻找机遇。
而待在家里的周新琴最终决定，抓住眼前的机会，去印刷厂上班。那时，父亲卧病在床，母亲虽然是车间主任，但由于不再参与生产，工资降到了二三十元，她想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。
隐没在荒草中的厂房
车间里
从小就在印刷厂大院里长大，周新琴开始真正坐在案板前，尝试那些耳濡目染的事。
她对油墨并不陌生，但在第一次完工后，还是噘着嘴冲到水龙头边，拼命去搓手上黑乎乎的东西。一旁的工友告诉她，要用汽油或者柴油洗，那玩意儿专治油墨。指甲缝里的残渣洗不到，她就拿刷锅的丝瓜络反复蹭，找沙子和锯末来回磨。
油墨清洗干净了，但身上的味道却很难去掉。一位女工学起了自己男朋友的抱怨：“你这干的是什么鬼活儿？鼻子眼儿里都是汽油味儿。”一旁的工友开起了玩笑：“他咋知道你鼻子眼儿里啥味的？”
而同厂上班的夫妻档之间则不必有这些抱怨。焦慧和周新琴同时进厂，是那一批女工中结婚较早的之一。这位曾经的“一枝花”在厂房里也坚持每天化浓妆，扎起高高的朝天辫，搽着厚厚的粉，眼睛涂得“像熊猫一样”。
这些在今天看来略显夸张的妆容，在当时却引来了一位憨厚的男工的注意。“我们刚进厂没多久，那个男的就天天笑眯眯地跑过来和她聊天，有时候还帮她干活。”周新琴回忆说。一些工人看到了就明知故问：“哎呦，老殷（那个男工）又来了，找谁啊？”
尽管在当时的不少人看来，这个黝黑、嘴大、有点龅牙的男人和焦慧不太般配，但两人还是在厂里谈起了恋爱。再后来，他们早早地结了婚。
“这下子你们两口子谁也别嫌弃谁身上的汽油味啦。”工人们说。
类似的玩笑话，只是繁重的生产任务间的调剂。各式各样的订货源源不断，联单发票、汽车票、粮票、政府文件、信封、书本……用周新琴的话来说，除了钞票，他们什么都印。有时遇到订单积压，工人八小时换一次班，机器却要马不停蹄地一直转着。
每逢印刷政府文件、尤其是重要文件时，印刷厂在那年代的“政治”属性就显现出来。厂里要统一开大会传达上级指示，紧接着就是签保密协议。站岗巡逻的警察遍布厂区的各个角落，要上厕所的工人们进出车间，脖子上一律挂着小牌作为标识。而在印刷完毕后，印版直接销毁，印废的纸也要全部处理，一张都不能留。“所以那时候的印刷工人啊，嘴严得很，知道什么秘密也从不往外说，包括自己的家人。”
每逢加班，时间就成了厂房里最宝贵的东西。厂里没有食堂，大部分工人选择中午不回家，坐在案板前凑合着把午饭对付过去。附近的一所小学门口挤满了卖煎饼、凉皮的小推车，工人们往往在放学之前就往那里赶。后来电磁炉兴起，有人在车间里添置了一台，大家开始从家里带来方便面和挂面。
一位平时就爱摆弄花花草草的工会主席在厂里种上了荠菜和荆芥，这成了工人们的免费菜品。周新琴和工友们每次在车间里下面条，都会去择来一把。
但在短暂的休息过后，机器再次开动，刺鼻的气味重新包裹住每个人。有时遇到不同颜色的纸品订单临时加塞，需要撤下原来的印版，换上新的。工人们用汽油把机器上的黑色油墨洗掉，再涂上红色或蓝色油墨，一番折腾下来，手就变成了彩色。
比颜色和味道更不容易被发觉的是有害物质的侵入。周新琴常年被失眠和头痛困扰，印刷油墨中含有的铅、铬等重金属元素是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，除此之外，异丙醇、醋酸丁酯、二甲苯等有机溶剂，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伤害。
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中，“印刷工艺（Printing processes）”和“印刷油墨（Printing inks）”于1996年被分别列入2类致癌物亚分类下的2B类和3类致癌物。
墙上的印刷配方
分水岭
工人的悲喜总是和工厂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周新琴三十年的印刷厂生涯里，有一道分水岭立在中间，前十五年是火，后十五年慢慢变成了冰。冰与火之间，几乎正好是世纪之隔。
1998年，在厂里办公楼租赁办公了六年的当地主流报社撤出厂房。三年后，这家报纸的印刷业务转移到了自己成立的印务中心，曾牢牢握在印刷厂手中十三年的主流报纸承印业务，一下子从雷打不动的日常计划中抽离。
周新琴看着空空如也的二楼，恍惚于多年来重复上演的场景突然间不复存在。最初，厂里还在沿用较为原始的铅印技术。新鲜出炉的稿子从二楼的报社送下来，负责排版的师傅对比着稿子，从墙上密密麻麻的“字典”里快速找出对应的字块，一个一个地塞进木版。
而周新琴的工作，就是把成摞的白纸一张张地往机器里送。一分钟四五十张的印速和如今比起来确实不快，但好在印量不大，四五个小时就可以把市里和下属八个县的计划全部完成。天亮时，给各个县城送报的车辆已经出发，市里的送报员们也在厂房门口排好了队。
尽管报纸在正式批量开印之前要经过报社的“三校”（三次校对），但错字的情况有时还是会发生。“他们（报社）只要一签字确定，我们就直接付印了，没人再去细看里面的内容了，所以很难发现。”有细心的读者在第二天发来了指正，排版的师傅就需要在当天报纸的中缝排进去几行小小的“更正”。
铅字印刷的场景并没在周新琴的生涯持续太长时间。后来，印刷厂完成了激光照排的技术革新，印刷速度一下子提了上去。到了90年代中期，全国重点书刊印刷厂全部采用了国产激光照排技术，“铅与火”的印刷记忆基本终结。
而独立运营后的报社印务中心发展更快。2002年，报社购进一套中外合资的彩色印刷设备，这份主流报纸在脱离印刷厂后不久，就实现了从黑色到彩色的飞跃。之后的三年里，报社又接连添置两套更为先进的印前设备，一跃成为周边地市里印力最强的印务中心。2006年以后，两大中央级报纸相继在报社建立分印点，这座年轻的印务中心把报纸的印送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外省。
对效益变化极其敏感的工人们很快发现，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少。粮票和汽车票最先退出了厂房，信封也愈发式微。“慢慢地人们都不用信封，改发快递了，你看现在邮局的生意也不好了。一些带有装饰的个性化信封倒是卖得挺好，但我们厂印不出来。”周新琴说。
包括那些曾经让厂里“戒备森严”的政府文件也没有了，政府机关先是办了自己的印刷所，再后来，打印机进入了一间间办公室。而对于印刷厂来说，这意味着又告别了一项稳定的效益来源。
变化中，有些东西依旧被认可。厂里生产的牛皮纸仍是周新琴给儿子包书皮的第一选择。四开的大纸包裹住课本，结实而耐用。儿子到了教室掏出书，总能引来周围拿着彩色塑料书皮的同学羡慕的目光。
可无论如何，质量上乘的牛皮纸也带不来几张订单，各种名字的印刷公司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。过去只要一家国营工厂就能包揽所有印务，现在越来越被细化。在印刷厂的众多产品中不太起眼的宣传单，如今也有专门的海报工作室负责设计和印刷。
“快死”的破厂
曾经灯火通明、热火朝天的生产情景一去不复返，不少工人头一回“奢侈”地拥有了弹性工作时间。最久的一次，周新琴一年里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在上班。
她有了更多的时间陪家人。过去，上小学的儿子总喜欢把头枕在妈妈的腿上，闻着油墨的味道午睡。周新琴中午只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，儿子每次醒来都发现自己躺在空空的床上。
可闲归闲，一旦难得有了订单出现，车间领导就像打了鸡血，把待在家里的工人们紧急召回。工作强度一下子大了起来。原先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一台机器的送纸口和出纸口，但厂里为了提高效率，把人力均摊到一人一台。
陈旧的机器老是出故障，卡纸的情况经常在两端同时出现，周新琴自己有点忙不过来。一次，她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了晚上九点，已经退休的母亲不时看下手表，这位二十八年工龄的老职工大骂印刷厂“没人性”。
这样的强度安排纯属迫不得已。老工人相继退休之后，并没有足够的年轻人补上缺口，高中毕业就出来找工作的女孩子大多去了餐馆和商店，厂房里的工人开始青黄不接，曾经的五百多人逐渐缩水到只剩几十个。
周新琴这代工人也想过提前离开厂子，这样的念头大多出现在临近退休的几年，除了因为太累，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原因：厂里效益不好，工资少得可怜，而一旦退休，每个月拿到的退休金可以翻好几倍。
在上班的最后几年，周新琴的月工资只有780元左右，偶尔赶上订单增加的月份才能勉强达到四位数。那时候，省里类似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已经接近3000元了。
正因为如此，当时的不少工人耍起了滑头，想把最后的几年混过去。车间主任打来电话叫人上工，一些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。
也有人依旧随叫随到，周新琴是其中之一。在印刷厂干了二十八年的母亲总是气得大喊：“你这孩子就是傻，快‘死了’的破厂你还管它干什么？”
老式厂房
老厂黄昏
时间虽然在这座工厂内流得缓慢，但眼前的城市早已按下了加速键。上世纪末，印刷厂门口的马路扩宽，临街的房子要全部拆掉，包括周新琴家在内的一部分家属楼也在搬迁之列。最近几年，紧贴着最高不过两层楼的厂区，密密麻麻地建起了家电城、建材城、百货中心，这座曾经让无数人眼红的国营工厂，被迫躲进了城市的夹缝。
2015年底，周新琴办好了退休手续，她把蓝色的工作服洗好放在衣柜最里面，即使有时上街路过工厂也只往里面轻轻地瞥一眼。“要是知道后来会破败成这样，我也许当初不会去印刷厂。”她想了想，又补上一句，“但不去印刷厂又能去哪里呢？”
她的那些女工友们也大都是年纪轻轻上班，前半生最好的时光正赶上工厂效益的高峰期，从此少有假期和娱乐。她们平时很少戴项链，因为干活时出的汗会黏在脖子上不舒服。之前的三十年里，周新琴一周几乎都穿着工作服，在退休之后才买了几条像样的裙子。
周新琴去过一家幼儿园找工作，闷在厂房里三十年的她不太喜欢与人打交道，面对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更是无从下手。
她用两年的时间丢掉了油墨的气味，但失眠和头疼依旧严重，车间里的毒素已经在体内积累了三十年的时间，退休之后，她需要用整个下半生慢慢消化。
周新琴还在电视上看见了其他地方的印刷厂，宽敞明亮的车间里几乎看不到一点油墨和纸屑，工人们戴着手套也不用担心没有手感——先进的设备早已代替了他们的双手，且效率更高。
看着那些“悠闲”走动的工人，周新琴有些羡慕，但同时她也明白，初中学历的自己根本操纵不了那些布满按钮的复杂设备。在印刷厂最困难的时候，厂子曾接过给计算机教材夹光盘的工作。干这活儿时，周新琴没想到，教材里的技术正把她的职业慢慢收编。
学历的短板刺痛着周新琴和她周围的印刷工人们，他们纷纷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，转而将自己作为“反面教材”提了又提，他们嘱咐孩子，最起码也要做个“懂技术、有文化的高级工人”，“不要像父母那样只会出蛮力。”
前段时间，为了给开小吃店的亲戚拿些白纸做账本，周新琴难得地回了一次厂里。她发现，那些熟悉的车间门口都被安装上了监控探头，一辆辆货车进出厂房，上面拉着的是成箱的鞋子。“小车间全部关门，大车间被人租来做库房了，现在只有一个车间还在生产，连十个人都没有。”周新琴边说边摇头。
宽阔的大院被附近的家电城开辟成了停车场，那些褪色的标语前、上了年纪的梧桐树下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轿车。
紧贴着附近小区的砖墙被人推倒，留了一个口子，不时有人从墙那边走过来，狐疑地看着眼前这片破败的厂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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